民俗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粤东，南京丧葬4000253450远在距今8000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然而，潮州先民的主体，却是为逃避战乱而陆续南迁的古中原人。规模比较大的迁徙，出现在西晋“八王之乱”，以及“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六国”的战乱时期，其后的唐末动荡、“宋室南迁”，都有大批中原汉人南下辗转入潮。
迁徙的形式基本上是“举室南迁”，即以姓氏为代表的整个家族集体迁徙。迁徙的主要路线，从中原迁至江南，再入闽，后下粤东。《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说的正是这种“举室南迁”的情况。
粤东地区许多乡村都是同一姓氏的乡村，许多祠堂都是同一姓氏的宗祠，标明“陈氏宗祠”“谢氏宗祠”“颍川旧居”“太原旧居”等，以及众多族谱的记载，都表明潮州先民的迁徙，主要是整个家族集体迁徙。
成批成批的新移民带来的是相对于本地土著更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政治上的影响力，这些使新移民到达新居住地之后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一点对于新移民能够继续使用原来的语言、风俗习惯，是至关重要的。
东晋建都建康，北方来的士族在文化、政治等方面占有优势，一时间，江东士人仰望洛阳风尚，纷纷习说北语。同样，新移民到达粤东之后，相对于本地土著有着文化以及人数等方面的优势，假如潮州先民不是举室南迁，而是以难民身份分散迁徙，用潮州俗语说，叫作“孤鸟入人群”，那么，新移民不得不入乡随俗，也就不可能继续使用原来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了。
粤东由于地理的原因，形成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俗称“省尾国角”），比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所以，潮州话还保留了古汉语的许多特征，潮州民俗保留了大量的中原古风俗，我们今天还能够通过潮州民俗在一定程度上窥测到古代中原的社会意识形态。
在本书所载民俗中，不论是年节风俗，还是民间红白喜事活动，随处可以见到古代中原风俗的痕迹。就是现在仍然存在于民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尚，也仍然可见古风尚的遗存。
比如，潮州人称儿子为“阿奴”，是一种昵称，听起来非常亲切。称儿子为“阿奴”的习俗，是中原古风尚的遗存。两晋时，陶侃的儿子陶范小名“胡奴”。王导称其儿子王邵、王荟为“大奴”和“小奴”。富豪石祟小名“齐奴”。美男子潘岳小名“檀奴”，故后世诗文常以“檀奴”“檀郎”指代美男子。晋相谢安之弟谢石（淝水之战时东晋大都督）小名“石奴”。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说的就是刘裕。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小名“奴奴”。唐代诗人李白之子伯禽小名“明月奴”。白居易之弟白幼美小名“金刚奴”。唐相李林甫小名“哥奴”。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曾考证李白的儿子小名“明月奴”有误，认为“明月奴很明显是女孩子的小名，不像是男孩子的名字”。其实郭沫若对于以“奴”作为小名的现象没有从民俗、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证。宋代开始出现妇女自称“奴家”的现象，“奴”字才渐渐带上女性色彩。也许“奴家”开始出现时，“奴”字还不指女性，正如《红楼梦》中“周瑞家的”，“家”是“家内人”，即老婆。
称儿子为“阿奴”是古代中原的一种时尚。这种风尚在潮州民俗中一直保留到今天，可是在其他地方却消失了。这种现象，说明潮州先民来自古代中原，潮州先民带来的中原古风尚，由于先民到达本地时具有“优势”，原先的生活习俗能够得以延续。这个习俗能够延续至今，说明潮州地方文化少受外来文化的冲击。
潮州民俗浸润着浑厚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首先，潮州人有着非凡的凝聚力，潮人的国际性的地缘组织“国际潮团联谊会”的建立，正是这种凝聚力的反映。其次，潮州人热爱家乡，在国外大约有2000万潮人，他们爱国爱乡，他们拼命工作、节衣缩食，赚了钱寄回家乡，赡养家人、修房建屋造祠堂、修桥造路办学校、建医院，潮州和海外都流传着“番畔钱银唐山使”的谚语。再次，潮州人儒雅，家庭和睦，男人出色，女人顾家。潮州女人能够与丈夫共患难，与家庭共患难，不论是丈夫“破相”（患大病），还是家庭破产，妻子都不会离弃家庭，离弃亲人。即使丈夫出洋谋生，妻子也几十年守在家中，孝敬公婆，抚养子女，勤俭持家，任劳任怨。潮州人善良，社会和谐。所有这些，民俗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潮州先民长期生活在科技不发达的封建的社会里，所以民俗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迷信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仍存在，才能相对准确地表明古代的宗法制度和生产力水平。我们研究民俗，不必为其带有封建迷信的因素而担心，要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封建迷信会逐步消失。今天的游神赛会，已经变成了庆丰收、祈祝美好的民间狂欢节。对迷信存在忌讳心理，其实是对科学能够战胜迷信缺乏信心的表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有特色的民俗消失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开展的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运动，以及其后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还有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使大量的民俗迅速消失。目前，对于民俗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搜集、整理、研究，不能让民俗很快湮灭。
语言是民俗的载体，本书收集的民俗，是在粤东潮州方言区流传的风俗，许多旧俗是清末、民国时期的风俗。文中的“潮州地区”是指粤东潮州方言区，因为“潮汕地区”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和流行使用的。本书的编写兼顾学术研究和民间使用两个方面。学术方面，为民俗研究者提供一定的资料。民间使用方面，老百姓在传统礼仪上，如婚嫁、生育、丧事以及“出花园”“办外孙”等各种礼仪，可参考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