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既是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不能唯我独尊，排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遗产；贵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创新。在教育工作中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要在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基础上，将优秀文化遗产引入课堂，贯穿于日常的教学工作；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孔子学说；修齐治平；实践教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新时期党中央对我国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谈及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身体力行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和多元意识形态共存的背景下，如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如何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源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那种认为可以脱离文化本源，再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实践证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时代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当今世界，由于“非理性繁荣”造成的问题迭出、危机频现。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回答和解决时代问题方面已成为一种“东方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核心内容有如下精辟论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虽然世易时移，但以上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藩篱，为世人所推崇，成为我国“文化自信”的基础和底色。
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必然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和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文化建设“压箱底”的装饰品，而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脉的基石，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能为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立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来有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东方哲学的智慧和独特的价值观，素来为世界所重。在全球化时代，世界进入多元意识形态共存的新阶段。除了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消费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科技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意识形态，不胜枚举。在意识形态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定的上层建筑是为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某一历史时期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由经济、政治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决定的。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与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才能突破时代局限，与时俱进。
其次，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放眼当今世界，各种文明绚丽多彩，各臻其妙，共同构成世界文化的宝库。2019年5月，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唯我独尊，从而排斥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遗产。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中，提出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模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应承认全人类具有共识性的文化遗产。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论及“文化创新”时提出，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
再次，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分析。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原因十分简单——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在现实中，一些人往往不能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完全违背了“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的原则，尤其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尤为值得警惕。
最后，鉴古知今，推陈出新。传统文化不是历史的花瓶，而是中华文化之根。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在鉴古知今、推陈出新。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著名哲学家张立文教授创立的“和合学”，就是在审视当今人类文明困境、透视中国传统哲学优秀人文精神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并由此引发了五大危机，即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他受《国语·郑语》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一词的启发，提出了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和合学”，即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
张立文提出，“‘继往圣之绝学’的和合理论思维是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结晶，是中华认识史的凝聚，是中华人对大道多视域选择的精粹，是中华人对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亦是人类价值理性的积淀。”“和合学”不仅为中华民族奉行的处世之道“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作了学术注脚，也为解决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冲突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三、在教育工作中融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冷战思维”依然是一些西方政客的主流思维方式。在“新铁幕”的意识形态框架下，诋毁中华传统文化同“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的思潮一起，成为西方极右（Far-right）政客进行“新冷战”的利器。在社交网络上贬低和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更被标榜为一种思想进步。作为教育工作者，如何对青年学生进行引导呢？
首先，认清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判断一种理论或知识是否具有生命力，一个最有效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应对时代的挑战、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作为中华优秀文化遗产，《孙子兵法》被应用于很多国家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社会发展陷入困境之时，老子的《道德经》提供了“解药”，帮助世人确立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观念；孔子的儒家学说则被广泛应用于政府治理、公关与互联网的全球治理……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然具有活力的证明。
在全球化与社交媒体时代，已有的互联网治理模式面临挑战。马斯克入主推特后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也充分暴露了自媒体治理之困。挖掘儒家思想的有益成分，运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框架和理论勾连（Articulation），或可提出互联网“善治”（Good Governance）的“中国方案”。具体来说，就是运用“修齐治平”之说，分别从网民修养、社区治理、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全球治理诸方面，探讨如何借鉴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网络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互联网治理，是一种知识建构与创新路径的“向内转”，即由过去“向外转”——借鉴西方的做法，转向挖掘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将其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向后看”，即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还要正视其面临的时代挑战。根据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系列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视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软实力”。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一种秀外慧中、近悦远来的“巧实力”（Smart Power），而非咄咄逼人的“锐实力”（Sharp Power），更不是到处“展示肌肉”的“钝实力”（Blunt Power）。《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中曰：“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修文德”即行教化、施仁政、倡文明道德，体现的是一种“协和万邦”的内在魅力。
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国外学者亦能客观地评价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积极建议将其与当代的社会科学相结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资深教授John C. Merrill认为，孔夫子是中国新闻学的最早推力。在他所著《智慧传奇：伟大的思想家与新闻学》（Legacy of Wisdom: Great Thinkers and Journalism）一书中，开篇即论孔子，第二章是老子，之后才是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康德等西方著名哲学家。夏威夷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前讲席教授Gerald Kato则在与笔者的合作研究中，力主聚焦孔子学说与媒介道德的研究，以此推动新闻学的创新。
其次，将优秀传统文化引入课堂，并贯穿于日常的教学工作。
在清华大学的新闻编辑和高级新闻编辑的课程教学中，第一堂课就会讲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编辑。他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为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编辑传统。在考察中国编辑史时，我们没有理由割断当代编辑与编辑传统之间的历史联系，而应在汲取前者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传统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真实不虚的文明之光，并可转化为生产力。在这方面，中国的 “茶文化”“食文化”“武术文化”“中药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笔者指导的清华大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RT）项目和新闻学业务课的课程设计中，既有对北京郊区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的考察，也有对天津“精武小镇”文化产业的考察，以及对同仁堂中医文化与创新的考察等选项。其中，在同仁堂的教学实践课激发了两岸选课学生的共同兴趣。他们不仅通过史料挖掘透彻了解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同仁堂老字号精神，而且通过实地采访了解到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创新医疗保健概念，以及推动医药创新的最新案例。这些现场素材经过融合报道手段的加工与传播，满足了受众了解中医文化的需求。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非但不排斥优秀传统文化，相反善于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人心，彰显文化自信。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于2014年陆续推出六个整版的“习得”版面，通过题为《习得——习近平引用的古典名句》的六篇系列报道，以修身、为学、民本、官德、治理、天下六个版面，用十足的“古风”和“中国元素”为特色进行版面设计，传递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理念。这一案例被写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工程项目教材《新闻编辑》一书，相关系列版面也成为“本土化创新”方面的版面设计经典。
再次，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学科建设的宝贵资源。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他擘画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蓝图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被认为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
当前至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有社会科学学科的结合，推动相关交叉学科的重大项目立项与“冷门绝学”的深入研究；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方面，则需要进一步“换脑筋”，改变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有效传播。（作者王君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夏威夷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高级访问学者。本文系清华大学本科教改项目《新闻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与超越》及清华-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项目《孔子学说与全球社交媒体治理的“中国方案”》的课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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